我行走非洲三十多年，后來又到了浙江，現在在推動浙江對非的合作。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種人生的經歷，因為過去四十多年，中國從一個極貧極弱的貧窮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一個正在引領世界發展，尤其是對“一帶一路”、亞非拉國家具有重大推動力量的現代化的推動力量。這里面所表現出來的倫理價值、道德意義，究竟該怎么去闡釋？
這些年來我們經常講一句話，我們今天中國人經歷了三個階段，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過去那個時候我們很窮，毛主席領導我們站了起來。但是到1979年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中國還不能說富起來，后來用了二三十年以后我們富起來了。黨的十八以后，我們逐漸要強起來。但是中國現在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了，究竟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什么？我們富起來了、站起來了、強起來了，對于世界意味著什么？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因為講商業倫理道德，我們知道商業倫理道德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有不同的時空維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和不同的空間維度上，它的表現形態是肯定很不一樣的。當年管子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一定能夠解釋所有的現象。
我現在就想說，現在中國如果真是強起來了，西方是把我們塑造成一個強起來以后對世界是一個威脅，是沒有倫理性的，沒有道德性的，是一個負面的形象，所以，他現在要全力遏制我們。他把國家利益、商業利益武器化，在全球封堵我們、圍堵我們。大家知道美國最近幾年以來，把商業當武器，把科技當武器，全盤地封殺中國的發展，他有沒有倫理性？有沒有道德性？他自以為有。為什么他有？他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有問題，你是不倫理、不道德的，原因就是我們現在強起來了。
這幾年我做非洲研究，我除了推動中非合作以外，我們最近也承擔了大量的中宣部的課題，就是要解決一個問題，我把它叫做第四個階段，我們在前三個階段，強起來階段上我們要讓“中國美起來”。中國的發展模式是美好的，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美好的機遇。它是有倫理性的、有現代性的、有道德高地的。其實道理很簡單，但是我們過去沒有把這個事情說清楚。因為現在中國有14億人口，我們用了40年的時間和用70年時間，解決了世界上最大人口的脫貧減貧，我們有10億人口已經脫貧減貧，走上了小康，現在走上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占到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擺脫了貧困，難道不是最大的倫理嗎？不是最具有道德合法性的發展模式嗎？非洲也有14億人口，中非加在一起有28億人口，而在過去兩百年、三百年，非洲曾經是作為一個西方奴隸貿易掠奪的對象，殖民分割的對象，全球發展的一個低地，世界發展現代化的一個外圍。40年前我去非洲，有些非洲國家跟中國差不多，但是過了三十年、四十年，我現在去很多非洲國家看，沒有什么變化，沒有什么發展，有些國家甚至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峻了。但是現在有些非洲國家也在崛起。
現在中國和非洲國家的發展合作，如果是能夠推動雙方的共同發展、合作發展，雙方加在一起有28億人口，占到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還要多。中非發展合作如果能夠促進雙方的共同發展，就像我們70年解決了中國的發展，是全世界最大的倫理、最大的道德、最有現代和倫理性的事情一樣的，中非合作也應該是有一個倫理性、道德性的一個善舉。但是很遺憾，就像西方人不斷攻擊中國的發展模式一樣的，今天中非的發展合作在全球的西方的輿論場上，在西方的媒體、西方的智庫當中，長期以來是作為一個負面的形象來加以傳播的。
這里面就牽涉兩個問題，當我們談商業倫理道德的時候，在國內談和在國外談是有所不一樣的，宏觀的層面上談，談國家的商業發展的道德，和個別企業/單個企業的微觀微小企業的個體的行為，它有聯系但是不一樣。中國現在在非洲的商業形象確實非常的復雜，是一個萬花筒，我們要正視問題的存在。我們每年在非洲，進出口貿易一年2500億美元，今年可能會突破3000億美元，這僅僅是貿易。我們還有上萬家的投資企業在非洲，200萬的中國人在非洲，浙江企業就占了很大一部分。2021年，浙非貿易達到了2500億人民幣，我所在金華就達到了1000億人民幣。所以現在經常在講，對非合作看浙江，而浙江要主要看金華。貿易出去了很多，當然浙江企業出去的也很多，所以我們現在也可以研究，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商業倫理的問題，微觀層面上可以加強研究。
我們在非洲的企業如果違背商業倫理道德，給國家形象造成了損害，我們必須加以約束，要建構一門中國海外企業合規經營的海外經營管理學。我們國家做了幾十年的企業管理學，是一個很好的學科了。但是現在中國企業，剛才講到的浙江企業和浙江人企業是不一樣的，現在浙江人的經濟不僅在全國有，在非洲也有。那么在浙江的企業可能是親/清商關系做得很好，但是在全國的浙商企業是不是很好呢？我們現在浙商企業去了非洲以后，經營情況怎么樣？能不能像國內的研究，政商親清關系的方式來加以研究，那可能就引出另外一個問題，一旦中國的企業去到了海外，面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時候就變得非常地復雜。這是我剛才講到的，商業倫理道德是有特殊的時空含義的一個話題，在不同的時間維度上，80年代改革開放的時候，講商業倫理道德和今天在講是不一樣的，因為今天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多美元了，我們要進入一個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了。在這個階段上，管子講的“倉廩實了，衣食足了”，這個時候講商業倫理和四十年前可能不一樣，要與時推移。第二個空間維度不一樣，浙江商人去到了東北，去到了西南地區，去到了東南亞、去到了“一帶一路”國家，環境不一樣了。這些都是我們今后要研究中國企業商業倫理面對的重大問題。
希望今后以浙商，不僅是關注我們浙江這十萬平方公里這個地方的政商關系、商商關系、政政關系，還要去關注在全國的浙江商人的倫理關系?？傮w上浙江商人在全國的形象是什么樣的？在東北怎么樣？在西南地區怎么樣？在非洲怎么樣？這個很值得研究。有一年我去南非，中國駐南非大使館的大使，他是福建人，原來是外交部部長助理，非洲司的司長，我們關系很好。他說劉老師你是浙江來的，我是福建人，他說我不是很喜歡福建的商人，我比較喜歡浙江的商人。他說浙江商人總的來講，在非洲的形象還是要好一點，當然他有點開玩笑，我想也未必如此。
浙江正在做的這些區域的案例的政商關系，如果我們經過十幾年的高速發展，浙江作為一個經濟高度增長的省份，現在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階段上，我們也能夠逐漸探索出一條解決中國的政商關系的很好的浙商模式，為未來中國走向現代化提供一個全國具有可推廣性、借鑒性、示范性的浙商模式的話。我想浙江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就更大了，我們不僅貢獻了中國現代化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浙江模式，我們也能夠貢獻一份中國在發展起來以后，我們國家是一個經濟發達、科技先進、生態友好、人倫善良/善美的這樣一種模式的話，那就是浙江人最大的另外一個貢獻，而且這種貢獻還能夠推廣到全國去?，F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非洲國家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中國企業發展到今天，我們跟美國處在這樣一種全球競爭的態勢下，我們今天在非洲國家的競爭，不僅是在科技領域、“一帶一路”、交通基礎設施。我們更需要在企業文化、企業形象、企業的話語權方面展開全球的競爭。而這方面，過去我們是沒有優勢的，因為過去兩三百年，西方營造了一個非常強有力的話語形態，塑造了西方在全球倫理方面的道德高地。這個倫理道德高地，我把它歸納為一套西方的知識話語體系，這套知識話語體系有些是值得我們去借鑒的，近代西方的從亞當·斯密開始的商業倫理，從約翰?穆勒提出的這一套倫理價值觀念，我們過去也要研究、要學習。但是，另外一方面，西方在國內的商業倫理和在全球的商業倫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就像西方講民主，他在國內可能是推動他的民主建構的，但是他在海外，面對不同的主權國家，他是不講民主的，他講美國第一，美國領導世界，他怎么會跟你非洲國家去講民主呢。同樣，我們在海外的企業，也面對著競爭打壓。所以，中國企業當我們去到非洲的時候，我們面臨的商業倫理就需要把國家的形象建構和企業的形象建構統籌起來加以考慮。從國家的形象建構來說，我們現在需要大張旗鼓地宣揚中國過去四十年發展的商業倫理性、道德性和價值性，進行深度地闡釋。我們過去40年、70年中國的發展模式和近代西方亞里士多德開創的那一套商業發展的模式，同樣具有全球的倫理價值，值得世界進一步的了解、借鑒和學習。而不像西方所說的，現在西方的媒體去講，中美之間的競爭他不講，本來是商業競爭、科技競爭。但是他說不是，我們跟中國的競爭不是商業競爭、不是科技競爭，而是專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競爭，他們偷換了這個概念。所以，我們必須要還原，我跟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就是一種商業倫理競爭，但是你把他引入到了政治競爭，那我們要有應對的辦法。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這幾年經常在全球范圍內演講的時候就講到，從歐美國內的管理或治理來講，西方有很多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它的《民法》《商法》《公司法》《證券法》，市場經濟的規則等，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從全球范圍內，我認為要把他從自封的全球道德高地上拉下來。
我就舉一個例子，以西方在非洲過去六百年在非洲的所作所為來說，我說它至少有四宗不倫理不道德的事：第一，400年的奴隸貿易。這是全球最不倫理、最不道德的。奴隸是一種貿易，世界上有史以來在倫理上最不道德的一種商業形式就是奴隸貿易，但是西方人也把奴隸貿易演繹得如此地完美，如此推動了曼徹斯特、利物浦的繁榮。沒有奴隸貿易哪來近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它是不倫理、不道德的一種商業模式。在這一點，西方欠著非洲的債。所以直到今天，非洲國家還不斷地在全球范圍內提出索賠，你必須賠償400年奴隸貿易給非洲造成的傷害。我們說二戰以后，西方國家對東歐國家是有賠償的，但是他們沒有對非洲國家進行賠償。美國對印第安人（本土人）有一點賠償，但是他不承認對非洲的賠償。第二，對非洲的瓜分?；艘话倌陼r間，把非洲原有國家、民族、古代王國全部摧毀了，隨意地瓜分，把非洲瓜分成五六十個不同的殖民地。這些瓜分，人為地切斷了非洲的原來歷史文化，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不人道。同一個部落瓜分到了十幾個國家，然后在這個瓜分當中，貿易當中，西方人分而自治，支持一派打壓一派，造成非洲部族之間的長期的沖突，然后再實施以代理人的戰爭。表面上是非洲部族在沖突，其實背后都是西方在操控的。第三，兩次世界大戰，對非洲的破壞和摧殘。非洲成為西方兩次世界大戰的炮灰，到柏林會議，一直到60年代獨立的時候，西方又設計了一套讓非洲永遠不能夠團結起來的所謂的“制度”。美其曰“憲政制度”，三權分立，一人一票，實際上是令非洲國家不能像中國一樣，建成一個強有力國家行動能力地組織起來的一個國家。所以現在非洲國家發展最大的問題是不能夠組織起來，他有國家，但是沒有結構。有聯合國名義上的國家，但是沒有國家的行動能力，因為它是一個四分五裂的，這就是非洲面臨的第三個大問題。第四，西方冷戰知識體系，造成今天非洲的分裂。冷戰知識體系是一個西方設計得非常巧妙的一個話語體系，他在一套很好的民主、人權、良知、NGO、公民社會的包裝上面，讓現在的非洲持續地相互撕裂、相互對抗。NGO有NGO對抗，NGO和政府對抗，公民和國家對抗，國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抗，以至于今天任何一個非洲國家當他要統一起來，形成強有力的類似中國這樣的有中央集權體制的國家和政治體制，來推動國家的發展的時候，（因為后發國家必須以國家的統一行動能力來進行現代化的早期推動的時候），他就給你貼上了威權主義、專制獨裁的標簽，然后發動一場“推特顏色革命”，就把你推翻掉了。這些西方國家過去是非常嫻熟的，只是中國因為比較強大，在中國很難實施。所以，這些西方操控的情況不改變，弱小的非洲國家是很難發展起來的。
最后一點講一下過去四十年中國在非洲的戰略與政策。我認為中國在過去四十年，當然說得更早一點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就提出了一個符合非洲人民需要的對非合作戰略與政策，也是有其特定的南南合作的商業倫理價值。當年毛澤東在會見非洲國家領導人的時候，五六十年代的時候他就講過，他說今天中國的發展，要和非洲國家團結起來、統一起來。1974年，毛澤東晚年見尼日利亞的總統戈翁，后來他又會見了贊比亞總統卡翁達，他說了兩個重要觀點：第一，中國永遠必須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當中，站在全世界人口90%的亞非拉國家一邊，帶領全世界的亞非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實現發展。這就是我認為中國在全球國際關系里面最大的倫理，這句話到今天我們演繹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二，毛澤東還說，中國任何時候都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如果中國有一天富裕起來了，一旦我們像西方國家一樣在全球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發展中國家一樣需要團結起來把中國打倒。這兩條我認為對今天中國外交政策、中國商業全球倫理是至關重要的。
我想，我們中國發展到今天，也許到十年二十年，可以預見的，中國遲早有一天會成為全球的一個更加強大而美好的國家，一個重返世界商業經濟的巔峰形態的國家。在那個階段上，中國能不能夠繼承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我們歷史上的文化傳統曾經讓這個國家這么遼闊地生生不息連接起來，實現了中華民族幾十個民族的和合共生，那么未來人類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的未來的發展能不能讓世界重新又團結起來，超越近代西方的強權政治和叢林法則，超越西方霸權政治下的所謂商業倫理，而讓世界各國個民族真正實現美美與共、和合共生、美人之美、成人之美的這樣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這就是中國未來最大的商業倫理，也是未來中國發展模式最大的道德價值。
這方面，我相信我們浙商還是能從自身行為做起，比如去了非洲，就需要更好地融入非洲，與當地人民結合在一起，推進中非合作共贏，這需要轉變我們的視角。因為今天在非洲，我們還面臨西方國家多維的戰略博弈，西方國家善于玩弄的冷戰話語和雙標、三標的博弈游戲，往往會使得我們在談商業倫理的時候不知所措，變得比較被動，這方面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形成自己的話語形態和言說概念，因為這幾年西方總是把中國塑造成在非洲破壞環境、污染生態、剝削勞工、不遵守商業倫理道德的這樣一個負面形象，而我們這方面的話語特別的弱小，研究機構特別的弱小，國際上能夠去發布中國聲音的平臺過于弱小，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花大力氣建設和推動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學術機構和智庫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參與到相關研究與國際對話平臺建設中來，推進我們浙江哲學社會科學的國際化進程和傳播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