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1150-1223）字正則，生于溫州瑞安“貧匱三世之家”，在艱苦環境中勤奮力學，淳熙五年（1179）以進士第二名入仕，從政三十余年，以從二品致仕。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著述講學，學者因稱水心先生，著作有《習學記言序目》《水心文集》《水心別集》等，是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南宋浙學的代表人物。
葉適經歷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間的學術繁榮，與呂祖謙、朱熹、陸九淵、陳傅良、陳亮等知名學者交集廣泛，又下世最晚，使他有機會對宋代新儒學運動做出系統反思。他對儒家精神的體認，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儒家之道，是立足于經濟事功的外王實踐，通過“習學”方式實現內圣，即先外王后內圣，與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追求先內圣后外王的一條鞭法形成對照。葉適的外王內圣之道與他“道不離物”、“即器言道”、“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等哲學主張密不可分，他一方面把道作外向推展，使之與典章禮儀、名物器度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就《論語》發明“習學”工夫，就《孟子》闡述“內外交相成”之道，把已經推展至器物中的道拉回到人身之內，從而實現外王與內圣的統一。
基于這樣的本體工夫理論，葉適發揚“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黃宗羲《艮齋學案》案語）的傳統，闡述自己的實事實功思想，提出“務實而不務虛”的命題。他說：“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自獻者追憤，自安者忘仇，非公心也。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論也。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謂公心矣。措己于安，而制敵之危，斯所謂定論矣?！保ǎㄋ奈募ㄑa遺）》《歷代名臣奏議·九七》）“務實而不務虛”，才能有“公心”、“定論”，公心就在實物之中，體現了葉適把“義理”和“功利”統一起來的思想。
葉適反對忽視功利專尚義理的理學空談，以為：“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皆或則于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水心別集》卷十）他批評“無事袖手談心性”的理學家說：“奇謀秘畫者，則止于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于親征遷都；沈深慮遠者，則止于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保ā端膭e集》卷十五）理學家們把“義理”和“功利”對立起來，只承認義理，否定功利。葉適指出，“以功業為可略”而高談性命義理，即使議論如何精深，也只能是空言，只有把“義理”與“功利”結合起來，“以利和義”，才是正確的義利觀念。
葉適對儒家典籍中討論義利問題的三種經典表述進行了比較，認為義必須存在于利之中，不存在抽象的義利之別。他說：“古人之稱曰：‘利，義之和’；其次曰：“義，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義也，雖廢利猶不害其為專利也，此古今之分也?！?/span>
“何必曰利”則是孟子見梁惠王時說的第一句話，鮮明體現孟子義利對立、舍利取義的思想觀念，舍魚而取熊掌、舍生而取義的論述正是這種義利觀的體現。孟子的義利之辯對后世影響極大，甚至成為思孟儒家的代表性觀點。董仲舒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求其道不計其功?！睂⒌琅c誼（義）放在了功與利的前面，要求統治者樹立義重于利的觀念，全心全意考慮義的問題，不謀求私利。董仲舒在這一論題中將義、利對舉，有濃烈的“義利之辯”味道。朱熹把“正其義不謀其利，求其道不計其功”作為白鹿洞書院的院規，表明他對體現其中的義利兩分、舍利求義思想的認同。
葉適對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舍利取義的義利觀予以批評。他說：“‘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予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而?！惫湃双@利但不獨占，有功但不自伐，正是因為這些有德之人去謀求利益功勞，然后將利益功勞分給別人，才能獲得道德正義的美名。如果追求利益功勞這個做法是錯的，不去謀求功利，那何來與人分享功利，道德正義之名又從何說起呢？
“利，義之和”的說法最早見于《左傳》襄公九年穆姜所言：“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勿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边@段話以后被《易傳》所沿用，見于乾卦之《文言》?！傲x，利之本”的說法見于《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趙衰之語：“《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nbsp;“利，義之和”和“義，利之本”兩種說法中的“利”都是指民利，就是《春秋左傳正義》所說的“有德有義，利民之本”的意思，所以葉適說：“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義也?！倍昂伪卦焕敝f中的“利”是指個人專利，所以葉適說：“雖廢利猶不害其為專利也?！绷x利本身本不對立，關鍵是所追求的利是誰的利，如果是民利，則這種利就是義。義利之辨是相對的，義必須具體到什么人的利中才能顯現自身，不存在抽象的義，道義離開功利就是空談。
在葉適看來，追求物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但不生而，生即動，何有于靜？以性為靜，以物為欲，尊性而賤欲，相去幾何？”天理與人欲都是人情感動的結果，二者是一致關系，不能以性為靜，以物為欲，尊性而賤欲。人的感性欲望需要尊重，只是物欲需要與道德結合起來，而且受道德約束。道義與功利是一體兩面不可分，義應該同利結合起來，而不是相互對立，“利，義之本”，即利益也是道義的基礎。既重視現實效益，又崇尚道義，義利并行就是其“崇義以養利”觀念的主要體現。葉適晚年還提出過“成其利，致其義”的主張，直觀地點明“利”是實現“義”的途徑，“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義利相和”的義利觀念貫穿葉適學術人生的始終。
葉適肯定公利的義利觀，主張以“利”實現“義”，而非用“義”來限制“利”。 實德最終應回歸到“民利”層面，實德是以眾人切身利益為最終落腳點，道德并非虛無縹緲的空談，應在實際行動上體現出來，“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彰，古今之大患也?！比~適從外王內圣之道重新審視重農抑商的傳統經濟思想，以為士農工商的生產活動都是開展“學而時習之”的外王工夫實踐，“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建議士農工商協調發展，反對抑制商品經濟，以民利推動實德，實現儒家治道理想。
葉適“以利和義”的義利觀在晚清時期為孫鏘鳴、孫衣言、孫詒讓等溫州籍學者繼承，成為發展近代溫州工商業的內在思想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溫州經濟快速發展，溫州商人不遺余力發展經濟，同時熱心公益，都可以看到這種義利觀的影響。